来自印度洋的龙涎香，是嘉靖皇帝炼丹的重要原料。炼丹过程中嘉靖还对宫女身心进行虐待和摧残，最后发展成壬寅宫变，皇帝差点被宫女们勒死，成为两千多年帝制中绝无仅有的一次“暗杀”。

大航海时代之前，印度洋流域有种独特的“港口婚姻”。每当有商船靠近港口，当地女子就和船上情投意合的男子结为临时夫妻，彼此之间忠诚。这段异域婚姻关系随季风而来，商船离开就结束。

最晚自汉代起，中国古人就曾到访过印度洋世界。然而，在1433年郑和船队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后，不仅官方将很多下西洋的文献资料销毁，随即实施的海禁政策，更是使得中国人与印度洋渐行渐远，印度洋逐渐被遗忘，与印度洋相关的往事也慢慢消散了。

在新书《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中，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杨斌将视角重新放到古代中国扬帆深海的最远处——印度洋世界，也就是海洋中国抵达的最高峰，通过一手文献资料和出水文物，讲述了除陆上帝国之外，作为海洋中国被忽视的一段对外贸易与交流史。

这几个对手就是——中国、俄罗斯、伊朗，并且明确表示3年后必有一战，对于这样的话语，不仅可以表现出他的野心，同时，也可表现出这3个国家是他们潜在的战争对象。

陆上帝国、海洋国家

长久以来，古代中国都被视为陆上帝国，中国历史也被表述为大陆历史。然而，展开中国地图会发现，古代中国和现在一样，东邻太平洋，南俯南海，最后扩张成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领土面积，和3.2万公里的海岸线，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

在《人海之间》里，杨斌很强调“海洋亚洲”这个学术界少有人用到的概念。他开始相对冷僻的海洋史研究，始于2000年夏天。当时还在读博士的杨斌，在云南做田野调查时注意到，云南四面不靠海，居然从9世纪前后到明清鼎革的17世纪中期，一直在用海贝做货币。后来，杨斌的导师、波士顿东北大学教授帕特里克·曼宁告诉他，西非的黑奴贸易也用海贝作货币。杨斌产生了研究兴趣，海贝后面隐藏了很久的一段货币流通全球史随之揭开。

被小小的海贝引航到广袤的海洋世界后，杨斌从研究中国和东南亚的交流、互动，扩展为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洋的三角关系。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是从边缘出发，试图修订以往只从北京、中原、汉族、儒家文化等为中心来看中国历史的传统叙事。

在《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一书中，时任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杨斌，对中国何时参与到全球化，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既非晚清时期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被迫融入，也不是商品经济非常活跃和发达的明朝，而是早在中古时代，中国就通过边陲云南，与孟加拉湾地区的经济发生了密切勾连。杨斌由此意识到海洋亚洲的整体性：“过去我们的亚洲只讲陆地，东边是太平洋，南边是南海、印度洋等，好像海陆是截然分开的，其实海洋深刻影响了我们内陆人的生活，海洋的影响可以深入到跟海完全不相干的地方。”

写《海贝与贝币》时，杨斌注意到了1974年在泉州湾发现的南宋沉船“泉州一号”里，有2000多枚海贝。此前，史学界的一致观点是，这艘南宋沉船很可能是从东南亚返航。研究海贝的经历让杨斌意识到，这样的论断虽然谨慎，但太过保守，实际上沉船来自更加遥远的印度洋，一下拉大了古代中国在海洋上的活动区域。杨斌为自己的发现感到兴奋，认为这是海洋研究里一个重大的发现。之后，他又写了一篇关于这艘沉船的科普文章发表到媒体上，并开设了一个专栏，讲述更多不为人知的印度洋故事和历史，最后汇集成这本新书《人海之间》。

几乎与《人海之间》同时出版的还有《季风之北，彩云之南：多民族融合的地方因素》。这本书是《海贝与贝币》中写到的云南边疆历史的进一步延展。杨斌说，从“季风之北，彩云之南”就可以看出，光是“云南”这个地名，就充分体现了从中央看西南边疆和从东南亚大陆看顶端云南的多重视角。他试图“以云南之矢，射中国之的”，从全球史视野，来重新看待中国边疆与中国历史。

接连出版的三本史学著作中，杨斌都有个一以贯之的观点，“中国是在世界之中，而不是在世界之外”。

海洋交往中的“港口婚姻”

《人海之间》里，除了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郑和下西洋，杨斌还展现了更多被历史遗忘，但又同样非常熟悉印度洋世界的人。

有文字记载最早到达印度洋的中国人，是西汉末年的黄门使者，以及他们手下的应募者。所谓黄门，就是汉代宫廷里的宦官，可惜史料中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根据班固在《汉书》中的记载可以推测，黄门使者在汉武帝晚年的时候去过印度。杨斌认为，从中可以看到，汉武帝派张骞开辟陆上丝绸之路，与黄门到达印度，也就是开通海上丝绸之路，两件大事几乎发生在一个时间段。不过，张骞出使西域有政治目的，黄门的印度之行完全是为了采购海外奇珍异宝，以供汉朝宫廷使用。

元代的汪大渊，是第一个到达马尔代夫的中国人。在杨斌看来，与西方一些赫赫有名的旅行家相比，史书中默默无闻的汪大渊，被中国海洋史低估了。他曾在7年中两次从泉州出发，航海到过东南亚和西洋各国，最远到过埃及，甚至是摩洛哥，回来后写成《岛夷志略》。70年后，他的记载成为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参考，郑和船队航行途中将其一一对照后，发现记载真实可靠。

近代之前，走得最远的中国人是唐代的杜环，他是唐代宰相和著名学者杜佑的族侄。天宝十年，唐将高仙芝率军与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在中亚的怛逻斯交战，高仙芝战败后，成千上万的唐军和随军工匠被俘，其中就有杜环。他随后被带到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等大食统治的地区，还亲眼见过大西洋，十多年后，才辗转从海路回到广州，堪称古今传奇。

遗憾的是，杜环这段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如今只在杜佑的《通典》中有三十多字的记载。杜环以被俘经历和见闻写下的《经行记》，原书已佚，只有部分文字通过其他文献的转引得以保存，比如阿拉伯帝国的各种风土人情，传说中的海上女儿国等，给千年之后的人们留下无限遐想。“他是不亚于马可·波罗的大旅行家，而他的时代，则比马可·波罗要早500多年。”杨斌说。

在清一色的男性记载中，有六七条关于马尔代夫、古里地闷（帝汶岛）、马来半岛北部的北大年、占城（今越南南部）等地的婚姻习俗的记载，引起杨斌的特别关注，从中捕捉到女性在海洋交往中的独特存在，并提出“港口婚姻”这一新说。

所谓“港口婚姻”，就是大航海时代之前，外地商船到达一个港口后，当地女子会前去迎接，彼此情投意合的话，便达成协议，结为临时夫妻。待到海船启航，男子决定继续他的航程，这段婚姻关系就结束了。中世纪四大旅行家之一的伊本·白图泰在马尔代夫时，不到一年半时间里就娶了四个妻子，离开时与她们先后离婚，还留下一个儿子在岛上。不过当时，深受儒家教育的中国士大夫将这种婚姻称为“恶俗”，汪大渊则对此只字不提。

杨斌说，从多种历史记载可以看出，与当时身处父权制笼罩之下的中国传统女性不同，这些吹拂着印度洋海风长大的女性“强健”，充满活力，“买卖皆妇人”，社会地位相对更高，更加独立，也更擅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对在大海中长期航行，或者深处重重社会规则束缚下的男性来说，她们无疑是充满吸引力，也极具异域想象的。多年后，《围城》中年轻漂亮的混血儿鲍小姐在甲板上出现时，身上散发的“浓烈的南洋风情”，还让乡绅之子方鸿渐一下就迷上了，成了他的“红玫瑰”。

“做海洋亚洲研究，并非是说古代中国不是陆地帝国、草原帝国，而是认为还应该放在海洋世界的视野当中去看，这样可以认识到中国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杨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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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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