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聊一个有点尴尬的问题，那便是官方在设计很多机师的时候，有时就特别喜欢给技师设计一个双修的概念，例如全新的EVA联动技师明日香和碇真嗣都是双修机师的典型代表，不过这些双修机师用到最后总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结局，那便是绝绝绝大部分朋友都只会用其中的一个武器，另一个武器类型则会长时间，甚至是永久的被忽略和丢弃，所以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双修机师的意义又到底在哪呢？接着我们就从目前游戏中已经存在的双修类型机师来看看未来的预期发展方向。

鬼舞辻无惨作为活的最久的鬼，实力更是断层级的存在，很难想象他如果没有中珠世秘药的话，将会怎样虐杀鬼杀队。而且无惨作为鬼之始祖，完全是天胡开局，这就一副好牌都打输了，但凡身边再多一个鬼都不会输。

凭借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摘得了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得主。

戈尔丁是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获得终身教授职位的女性经济学家，也是第一个通过史料提供近200年来女性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的人。她的研究揭示了劳动力市场中男女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

在7月出版中译本的新作《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戈尔丁呈现了女性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实现理想抱负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阻碍，以及为了突破障碍所付出的各种努力。

1990年，戈尔丁来到哈佛大学任职的第一年，就发现她对性别差距的研究无法回应学生们对事业和家庭的渴望，因此她希望借助历史分析的视角加以研究。1992年，她写了论文《百年回首：大学对美国女性生活的意义》。几年后，戈尔丁对此文进行扩展，写了《事业与家庭：女性大学生回望录》，这两篇论文正是《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一书的基础。

这个在经济学中不太正统的分析方法，最终令她步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誉殿堂。诺奖对她的评价是：“通过梳理档案、编制和校正历史数据，今年的经济科学诺贝尔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能够呈现新的，并且常常令人惊讶的事实。”

通过调查事实、查阅史料，戈尔丁修正了过往研究中的很多纰漏。例如，1890年女性劳动力的比例是多少？她们一生中全职工作的比例是多少？很多女性在过去的调查中被简化为“某某的妻子”，无法查证她们的工作经历。但戈尔丁发现，当修鞋匠或工匠去世，那些寡妇很快会接替丈夫的工作——她通过这些数据倒推出了这些女性其实在丈夫生前已经掌握了工作技能。

此外，戈尔丁运用纵向数据追踪个人长期生活和收入信息，发现男女薪资差距拉大的主因不是其所从事的工作行业不同，而恰恰发生在同一职业中的男性和女性之间，且大多发生在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刚毕业的大学生男性和女性站在同一起跑线，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大学毕业大约10年之后，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差异才变得明显。这一变化通常始于孩子出生的一两年后，并且几乎总是对女性的职业生涯造成负面影响。而性别收入差距也在婚后逐渐扩大。”

互联网时代，在工作与生活越来越难切分的当下，当女性从事的是时间灵活性很低的工作，比如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或管理人员时，需要经常加班或随时待命。而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家庭一般会把更多的育儿责任交给母亲，把更多家庭照护责任交给成年女性。

与之相对的是，工作时间的增加与收入的增长、职级的提高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非线性的，这才是性别收入差距扩大的隐性因素。至于无法投入足够多时间的人，也就是女性，通常会面临被迫“出局”的境况，去往低一层级的公司、机构或大学任职，在学术界，这样的下场被称为“非升即走”。“学术界获得终身职位一般需要6~8年。法律行业确定合伙人身份大约需要10年；咨询和会计行业确定合伙人身份需要6~9年。可想而知，事业与家庭之间会出现怎样的张力。”

对于女性在学术、法律、咨询和金融等领域的低晋升率，戈尔丁归因于“管道泄漏”现象——女性和男性晋升前都有离职者，但在各个关键时刻，女性离职的比例高于男性。这样的非正式制度规范才是更难解决的。

戈尔丁在书中按照时间顺序，研究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在美国出生、受过大学教育的5组女性，她们在不同的时间段，于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第一组女性出生于1878~1897年，1900~1920年大学毕业。受雇佣规定和社会规范影响，这个组别的女性样本大多数在家庭和事业间二选一，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未婚。第二组是1898~1923年出生，1920~1945年大学毕业。这组女性的特点是一般先选择工作，然后再成家，但经济大萧条促使已婚女性无法再出去工作。第三组出生于1924~1943年，1946~1965年大学毕业。她们结婚成家很早，结婚生育后会短暂退出劳动力市场，但随着歧视性劳工政策的废止，这些女性大多恢复了工作。第四组出生于1944~1957年，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末大学毕业，家庭对该组女性大体上居于次要地位，“搞事业”才是主流。20世纪70年代美国实施的可以单方面起诉离婚的政策让女性更愿意自我投资，避孕药成为了最大功臣。但她们也付出了事业、家庭难兼顾的代价。最后一组是1958~1978年出生的女性，1980~2000年左右大学毕业，这个群体吸取了第四组女性的教训，基本上都期望家庭与事业并重。家庭、事业如同女性进行自我实现的标尺上的两极，社会政策、法律法规、社会规范、技术条件、经济形势等因素，就像一个个个体无法控制的变量，影响着女性们的选择，时而偏左，时而向右。

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美、西欧、北欧、俄罗斯和中东欧地区，大学女生人数超过男生人数；90年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大学女生人数超过男生人数，而中国直到2009年大学女生比例才超过男生，达到50.48％。国家统计局2021年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显示，各类高等教育中女生占比均超过男生。不过，女性劳动力的力量还没有充分释放。想要充分实现这点，戈尔丁认为，要从改变贪婪工作（greedy work，指愿意全天候和在办公室随叫随到的员工会获得不成比例的丰厚回报）和灵活工作的基本框架入手，必须改变工作结构，比如强制规定员工不得利用休息时间工作，推广居家办公，让灵活的职位更加丰富等。

实际上，这本书的原名直译是“事业和家庭”（career and family），但该书策划编辑孟凡玲坚持将中文译名改为《事业还是家庭》——一个在中国已被吐槽了太多轮“为什么只会问女性”的问题。“这么命名是想显示出张力”，在孟凡玲看来，听着不舒服意味着说到了痛点上，正是因为这种总会让女性做出的权衡，才会导致性别收入差距持续存在。（视觉中国图）

《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

[美]克劳迪娅·戈尔丁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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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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