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高股份因执行《步步高(002251)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十四家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重整计划》，步步高股份以现有总股本840,218,653股为基数，按每10股转增22.00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1,848,481,036股(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本次转增后，步步高总股本将由840,218,653股增加至2,688,699,689股。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8月1日，转增股份上市日为2024年8月2日。为实施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ST步高，股票代码：002251)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的股权登记日当天即2024年8月1日停牌一个交易日，并将于2024年8月2日开市起复牌。

高峰于2024年7月31日辞任独立非执行董事生效后，已不再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成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成员、董事会科技创新委员会的成员以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的成员及主席。

人固有一死，在生命的尽头，会选择哪种方式呢？是在89岁肺癌晚期时，被送进医院，本以为几天就能回家，哪知却被直接推进ICU病房，不巧医院又没法提供止痛药，活活疼一晚，最后疼到中风，几天后独自去世；还是另外一种——94岁的时候在养老院温暖的“家里”，身边陪着家人，他们学习了安宁疗护理念，帮你在放松自在的状态下走完人生？

自从2016年母亲在ICU病房痛苦而孤独地去世后，徐舒就陷入巨大的自责、悲伤。她觉得，自己当时和大多数人一样，相信“送医院才是孝顺”，其实是把母亲“抛弃”了，让她“自生自灭”，最后一辈子能干好强的母亲，才走得那么令后辈痛心。半年后，始终被这些负面、黑暗的情绪紧紧缠绕的徐舒，查出来患上了乳腺癌。

眼看自己人生也开始倒计时，徐舒不愿重蹈母亲的覆辙，想找到一种不那么痛苦的死亡方式。2019年，她做了北京海淀医院安宁疗护病房的志愿者。徐舒坦率地说，一开始是有私心的，希望用自己的服务，换来生命最后时刻能享受到安宁病房的紧缺资源。在2023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主题活动上，国家卫健委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仅有4000名安宁疗护骨干医护人员，设有安宁疗护科的医疗卫生机构有4000多家。

时间久了，通过学习如何面对死亡、接受死亡，也无数次直面与母亲不一样的死亡后，徐舒变得勇敢而有力量，紧绷的心灵外壳被逐一敲碎，与成长中的委屈和解，走出母亲去世带来的身心哀恸，更重要的是，她帮助父亲成为家族里少有的“善终者”，找到了一种更加温暖的死亡。可以说，是死亡，让徐舒在生命的秋天，重新找到一种人生意义。

1957年出生的徐舒，当过多年大学数学老师，后来辞职做了自己更加喜欢的服装设计师。她的前面大半生经历都与文字无关，但当她在协和安宁缓和平台讲出自己和父母的生命故事后，被鼓励把往事写出来，令更多的人像她一样，可以通过学习，让家人的死亡变得有温度。

于是，徐舒写了《重启生命》这本书。

为什么亲人少有善终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泰戈尔这句诗，徐舒很久以前就读过。但现实很残酷，她见到的亲人们的死亡，很少有能善终的。

41年前，从小就疼爱她的姥姥接连出现胃痛并吐血，那时没有CT和胃镜，也不知道姥姥究竟得的什么病。家人把她送到医院，但没有床位，老人家只能在北京寒冷的冬天里，躺在风呼呼吹过的走廊木椅子上输液。尽管姥姥当时已经痛不欲生，不停呻吟，但止痛药需要特批，医生不能随便给患者开，各种交涉后他们同意，只要家属能自己找到药，就可以用。徐舒担心姥姥被活活疼死，迅速赶回长春老家，想办法拿到一支哌替啶。两天后她兴奋地回到医院，姥姥却已经躺在太平间。

27年前，徐舒的姨父得了胃癌。他是一位以业务能力见长的部委领导，那时他的单位和姨妈都认为，一定要想方设法救到最后，才是对他尽力尽责。一开始住院后，姨父比他的岳母幸运，用上了止痛药。但药效只有四小时，而止痛药得间隔六小时医生才给，于是姨父就在剧痛与止痛间循环挣扎。

生命的最后阶段，姨父全靠鼻饲，后来出现肠梗阻，肚子胀得厉害。医生又在腹部打洞下管，才将积留物排出。再后来，导管也不起作用了，营养液就弥漫在腹腔，或者被呕吐出来。那时，呕吐物从他的口腔和腹腔一起喷出，姨父就鼻涕和眼泪直流，经常处于窒息状态。接着，他的腹腔和肺部又出现感染，开始发高烧。被病魔轮番折磨后，姨父早就形销骨立，气若游丝。

清醒时，姨父多次表示，那样的治疗生不如死，反复哀求包括徐舒在内的家人，回去帮他拿安眠药来，让他早日解脱。但当时姨妈面对即将离世的亲人手足无措，只能不停地鼓励他，要勇敢坚强，“当时就是觉得，来医院就是要救啊，医生怎么可能没有办法呢？”直到最后，借助机器呼吸的姨父身体局部开始变成浅灰色，心跳在机器快速转动下已接近每分钟200下，悲伤的姨妈才无奈而痛苦地同意放弃，姨父终于得以摆脱酷刑般的救治。

不过，众多亲人的去世中，母亲留给徐舒的心理创伤和打击最大。那是7年前暑假的一天，肺癌晚期的母亲出现各种不适，身体也越来越虚弱，再次被送进医院。徐舒当时想得简单，只是让医生缓解一下她的痛苦，像上一次住院一样，几天后就接回去。那时母亲也头脑清醒，还曾说，最后时刻要把家里人全都叫上开会，交代后事。没想到一旦进入医院，事情的发展就完全超出徐舒和母亲的所有预料。

一番检查后，母亲直接被转入呼吸科ICU病房。徐舒看到，病房里空调风量特别大，但护士告诉她，空调的方向和风量是固定的，没法调整。冷风就一直往母亲身上和脸上吹，她盖着被子都觉得冷。那天不巧还是周末，药房不放阿片类止痛药，得第二天才能用上。

把老父亲送回家前，徐舒原本以为，母亲身上贴有加量的透皮贴，一种经皮肤给药的癌痛镇痛药物，可以帮她熬过一晚。没想到随后值班护士查房时不知道是透皮贴，把它给掀下来了。89岁的母亲在没有任何止痛措施的情况下，活活疼了一夜，也挣扎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徐舒一到医院，医生就递来一张病危通知。她走进病房一看，直接呆住了：母亲双手被绑在床上，口眼歪斜，看着女儿只能摇头和流眼泪，再也说不出话——她疼得中风了。

徐舒顿时陷入巨大的自责，觉得正是前一天晚上回去后太累，竟然在沙发上直接睡着了，才让母亲在没有亲人的情况下，遭受如此惨烈的痛苦。此后四天，尽管母亲基本处于昏睡状态，每天半小时的宝贵探视时间里，徐舒总是愧疚地抚摸着她的手，反复说“对不起”。

最后那天凌晨时分，徐舒接到医院电话，说母亲已经去世。

我要死在哪里、怎么死

给母亲做遗体告别仪式前，家里长辈好意提醒，不要让89岁的父亲参加，担心他无法承受悲痛的场面，也跟着母亲一起走了，“当时大部分人都这么认为，我也认为很有道理”。

当徐舒劝父亲和保姆阿姨一起留在家里时，他一听眼眶就红了，欲言又止，最后深深叹口气，同意了。

但从那天起，父亲就陷入混乱和恍惚，一直后悔自己没有坚持送相伴几十年的妻子最后一程，他的阿尔茨海默症和抑郁症同时爆发了。他经常自言自语，每天夜里起床找老伴，发现床上没有妻子就开始哭。只要看不见徐舒，就会疯狂给她打电话，或者发脾气。父亲甚至还买了条绳子，准备去公园找棵树自杀。

“那时我不知道该怎么陪伴哀伤且抑郁的老人”，徐舒说，有时急了自己会很简单粗暴地对待父亲，让一辈子把“组织”看得无比重的他，用“共产党员的身份”来让自己“勇敢”——这样说的时候，时间好像又倒流到上世纪90年代，徐舒的表现与当年姨妈只会空洞而无助地叫癌症晚期的姨父“坚持”一模一样。

一边应付像“老小孩”一样的父亲，一边被母亲去世带来的遗憾、自责、无助、消沉情绪裹得透不过气，半年后，徐舒也变得筋疲力尽。2017年1月，她体检被确诊乳腺癌，得知消息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觉得解脱了，终于可以去母亲身边“赎罪”。

不过，徐舒随后还是振作起来做了手术，并将父亲和家里的保姆一起送到养老院。终于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后，她开始思考身后事：准备死在哪里，以及要怎么死？

2019年，徐舒无意间看到母亲家楼上的邻居、北京海淀医院血液肿瘤科的秦医生在朋友圈招募安宁病房志愿者，她想进一步了解安宁疗护，就报名参加志愿者服务，成为一名摄影志愿者。

安宁疗护，是指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料和人为关怀等服务，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2017年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先后启动两批安宁疗护试点。

徐舒说，实际上母亲病危时，她还不知道有安宁病房，只知道有临终关怀医院，跟她提过一次，但却被母亲一口回绝了：“那不就是送我去等死的地方吗？”那时徐舒对安宁病房也没有更多了解，无法向母亲说清楚临终关怀对她这样的癌症晚期老人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全凭想象，觉得与其送到那里‘等死’，还不如在家。后来真正了解临终关怀后，我特别为当年的无知后悔。”

父亲去世后的欣慰和羡慕

当父亲的生命也走向终点时，徐舒不再惊慌失措了。那是2023年4月底的一个深夜，养老院护理主管给她打来紧急电话说，老人身体不好了，得尽快赶过去。到了养老院，徐舒向医生表明，只控制不适症状，不做抢救性治疗，由子女陪着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尊重他自然死亡。

之前几年，徐舒阅读了《当绿叶缓缓落下》《你可以更靠近我》《好好告别》等与死亡教育相关的大量书籍，在安宁病房也学到很多临终关怀的办法，这时都能用上了。

她轻柔而细致地给父亲做临终精油抚触，让他尽可能放松。温和地陪他说话，内容是她提炼出来的“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徐舒讲起童年的往事，感谢他给予生命、抚养她长大。

徐舒来自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东北师范大学教师宿舍家属院长大。小时候，她是男孩性格，在家属院里是出名的调皮，为此没少挨父亲打，“有时把我身上都打肿了，学校老师说，你这怎么回事？我还不敢说是我爸打的”。奇怪的是，即便在这种现在看来是被“家暴”的环境下长大，父亲在徐舒的回忆和感受中，始终是正面的、温暖的。

徐舒永远难忘的一个记忆片段是，有一年她高烧不退，父亲冒着瓢泼大雨背她去看病。一路上怕她昏睡过去，不停地哄她：“别睡啊，等你这次好了，爸爸给你买鸡蛋糕！”几十年过去，她还记得当时趴在爸爸宽阔的背上的温暖。

徐舒后来做了志愿者，学了很多心理学知识后明白，那是因为父亲在关键时刻，总是让她感受到自己是“拼了命”在护着她，所以父亲没有给她带来成长创伤。相反，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学霸”母亲，虽然基本不打她，但会因为女儿调皮和数学不好而对她有嫌弃，相比之下，那些语言上的伤害让她更受伤。

当徐舒说起那些尘封的往事时，已经说不出话的父亲始终在温柔地望着女儿，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凌晨时分，父亲喉咙里发出一种声音，她从《好好告别》那本书中知悉，那是“死亡咔咔音”，徐舒决定正式送父亲走了。

她一手抚触他的头顶，一手握着他的手，俯在他耳边说，“跟着最强的光芒走，那里温暖、有爱、幸福”，她会在旁边陪着他。令徐舒意外的是，弥留之际的父亲好像真的感受到女儿陪伴的力量，伸了个懒腰，打了三个哈欠，又像是吃了什么美食一样嘴里嚼着、嚼着，便慢慢停止了呼吸。

看着父亲“惬意”地死亡，徐舒没有悲伤，甚至有些欣慰和羡慕，“欣慰完成了送爸爸善终的心愿，羡慕爸爸的人生谢幕如此完美”。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徐舒平静而温和地说，最近一次复查，她的指标又不是很好。医生建议做个穿刺再进一步看看，她拒绝了，说不想再去刺激肿瘤，“顺其自然，老天让我活几年就活几年”。徐舒觉得，这些年经历了这么多，学习了这么多，自己早就做好了与世界好好告别的准备。

（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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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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